即《行政协议解释》第2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

这样的立法政策是否妥当，尚需要对司法实务作进一步观察。行政诉讼所解决的是公法争议，民事诉讼所解决的是私法争议，两者争议性质必然在诉讼程序之间体现出很多的差异性。

（4）铁路运输法院不受理治安行政案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98页。[xxiii]本案中，谁是原告没有争议，但谁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成为本案的争点。[xiii]何海波：《行政法治奠基时——1989年〈行政诉讼法〉史料荟萃》，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iii] 《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适用（1982-1991）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其中规定了合营企业或者个人与税务机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34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1项规定予以维持。其一，洛克范式认为隐私是隔离、独处的权利，在这种理解下，信息公开即是对隐私的处分和放弃。

而在女性主义学者麦金农看来，（家庭）隐私构成对妇女平等的伤害，它是一种让男人避开国家，任意压制妇女的权利，参见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84-194. [146] Daniel Solove, supra note 10, p.100. [147] See Ari Ezra Waldman, supra note 5, p.44. [148] See Mireille Hildebrandt Katja de Vries(eds.), supra note 7, pp.202-203. [149] Neil Richards Woodrow Hartzog, Supra note 23, p.435. [150] Ibid., p.445. [151] Daniel Solove, supra note 10, p.71. [152] Daniel Solove, supra note 40, p.44. [153] Massimo Durante, supra note 32, p.86. [154]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0页。特定场景下，不同主体往往可以同时对同一数据主张不同权利。因此，今天的许多隐私问题都不能被普罗瑟的四个类型涵括，see Daniel Solove, supra note 40, p.101。易言之，沟通维度观察到各类原始数据、网络数据和处理数据在机器、人机、人-人之间的快速流动，关注到信息对于信息主体、受体、发送者、接收者与指涉者的不同含义，将隐私纳入关系化和网络化的视角，从控制论、博弈论、信息论视角审视交互计算背景下隐私关系的互动性与时间性特征，进而审思由此形成的权力结构和法律责任。

[76] 更棘手的是，新信息技术不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隐私风险，而且还导致我们缺乏信息工具去意识到这些问题，也缺乏法律与权利工具去寻求救济。[182] 宪法化机制仰赖大量社会中间组织和多层次制度结构的发育，市场机制是其中的关键力量。

控制范式的理论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著名隐私法学者阿兰·威斯汀提出，隐私乃是不同主体对于信息沟通过程的一种自我控制权。从控制范式转向信任范式。在当代，如果不能超越古典自由主义提出新的理论规范，就难以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捍卫人的尊严。随后，联邦贸易委员会推动国会要求商业网站将告知作为最重要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

传统隐私权的化约主义、所有权、人格、功利主义和权利理论，都毫无例外地聚焦于信息弱势者视角（patient），强调数据主体作为信息弱势者的主观权利（利益）。[137]隐私虽然对个人信息流动构成限制，但它绝不是单向的控制，它的目标是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给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带来平衡。[154]事实上，隐私的合理期待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在实践中，隐私的合理期待往往蜕化为法院认为合理的期待，从而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的理解。信息社会创造了新的信息类型、行动者类型以及沟通模式，这也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为信息隐私权提出新的规范框架。

主要都是针对政府机构（基于行政和统计目的的电脑数据库）。[160] 隐私的传统民法视角聚焦个体权利与个人利益，但新的技术现实已然深刻影响结构性和社会性的利益。

因此，有必要将隐私保护上升到信息社会宪法的高度进行认知。[60]1970年代以降，隐私法经历了由数据控制者主导转向数据主体自我控制的观念变迁，告知-选择成为落实信息自我控制权的主要法律工具。

[60] Luciano Floridi, Information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41. [61] 告知-选择原则出自1973年由美国联邦住房、教育和福利部起草的报告中发展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FIPPs）。宪法化的判准包括宪法功能、宪法领域、宪法过程和宪法结构四个维度，通过这四个维度，宪法化实现对社会过程的正当化构造，确立起实质的宪法权威。所以，当代隐私不仅要从权利保护机制，更应当从构建和制衡信息权力的维度来定位它的宪法功能。这要求我们从新的社会和技术视野出发，为信息隐私权的未来发展提出新的指导原则与体系框架。[171]同样道理，我们当下正处于信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间窗口，当前的制度抉择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塑造法律演进的方向。这些权利形式不是互相取代与排斥，而是累积、重叠、依赖和交叉的关系。

[28]普通法隐私侵权的典型类型，即公开揭露令原告难堪的私人事实。[177]但事实上，隐私民法保护路径的效果在世界范围都差强人意。

在空间维度，建立了私人空间（领域）和公共空间（领域）的二分。关键词： 信息隐私权  规范基础  体系重构  大数据技术  宪法时刻 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隐私正受到全方位挑战，论者甚至发出零隐私社会、隐私的死亡这些警告。

这引发了一系列隐私保护的悖论现象：信息与数据流动的社会性和动态性越强，反而强化并巩固了个人本位的隐私控制理论。其三，作为接近（访问）的隐私概念也变得不适用，因为大量信息收集、存储和处理活动并不需要实质的接近。

[139]在新技术条件下，由于信息权力不对称如此显著，就迫切需要引入类似信托这样的法律概念，来重新构建信息隐私的信任关系，推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互联网公司、个体与社会修复它们的信任关系。[122]在这种背景下，明确的隐私侵权者变得难以定位。[135]其关键是，在新技术背景下，隐私侵权的发生机理已与法律救济的个体机制发生严重错位。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2—72页。

[58]越是坚持隐私主体的自主权，就越是可能使其主动放弃对于信息的控制权。[176]这一点为同时制约公私信息权力提供了宪法上的重要依据。

特定个人拥有特定隐私以及遭受特定侵害的可能，这种意象一直主宰隐私权的解释与实践。1988年的《录像带隐私保护法》则把录像带租借记录从公共信息改为私人信息。

从独占维度转向沟通维度。第二代隐私主要依靠公私法合作（个人-组织），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数据/数据主体）。

质言之，将隐私权定位于个人私权本位的民法视角已捉襟见肘。由此，隐私的权利理论也遭遇困境。[141]因此，隐私权绝不只是单一的主体、秘密或控制视角，而是信息恰当流动的权利，在其背后，蕴含着信息沟通的复杂规范体系。[13]洛克范式下，隐私是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的客体，隐私所有者以财产形式占有隐私，并排除他人侵犯。

新信息技术催生了一系列多主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s），主体不再必然是人类，也可以是组织、人工主体或混合系统。[157]事实上，代际权利演化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权等性质和关系的长期争论。

[69] 自有史以来，从口传文化到书写时代，从印刷术、照相术再到电子数据库，信息技术变革一再凸显隐私边界的不确定，以及隐私保护的脆弱性。（二）信息隐私权规范基础的重构 第一，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

隐私确权的关键，即在事物维度判别其本质，不同隐私理论因此做出各不相同的界定。而在信息论视角下，有必要强调隐私的事物、社会与时间维度，建立能够促进信息沟通、互动和共享的规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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